乐发传媒项目是真是假

作者: 浮生资讯 分类: 金融资讯 发布时间: 2018-11-26 11:04


 

乐发传媒是怎么运营的?

  首先,众所周知运营一个项目不光有一个好的公司白皮书和实体公司托底,更要有一个好的领导者和一批可以永远跟随的团队小伙伴,在这个垃圾项目频频出现的年代,在选择一个项目的时候不光是要看有多少名人大佬为其站台,更要考虑到,这个项目的领导者有多大的能力,团队有多强,这才是重中之重!

  乐发传媒介绍

  乐发是将大家玩微信发朋友圈的行为改动成了产品。是一种朋友圈租赁的商业形式,在经过这种商业接口吸收大量数据用户的同时,也吸收了朋友圏广告投放商家,宣传用户可取得商家广告费用,而广告投放商取得了品牌的播放和爆光!乐发做为互动广告的一种,精準定位微信庞大的用户数据,无“微”不至,微信八亿用户的流量基础,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看微信朋友圈,乐发传媒项目重心就是直攻朋友圈,可想而知,有哪一种广告传媒公司有任何一种广告还比这更精准的投放广告的模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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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经理”邀请新人吃饭,一女子试戴“组织”给“经理”发的金牌。

 

反传销网11月26日发布:2018年10月9日,成都女大学生李欢向四川警方举报父母从事传销(大学生李欢与父母的“战争”),并将自己卧底父母所在的“中绿”传销组织窝点所记录的大量文字、图片和录音资料,交给了警方。

10月23日,中国反传销协会会长李旭从北京前往四川,对李欢父母进行反传销“解救”工作。李欢父母表示,不再进入传销组织。

当李欢父母正在接受反传销“解救”工作的同时,记者“潜伏”其加入的“中绿传销”,发现“中绿传销”在“李欢事件”后,为躲避查处,迅速变换窝点,将原本集中居住的传销人员分散到秦皇岛市的各大小区,将“中绿”的名字改为“中国商务商会”,将原本的“众筹模式”变为“分享经济”。

传销头目鼓吹打造“中产阶级”,渲染“西方经济侵略”,以此来增强内部凝聚力;伪造“国家政策”,通过展示黄金等财富,来维持谎言。实际上,传销组织并无产品,也无实体,依托民间资本累积财富,讲师口中的赚钱模式仍是拉人头入会,“投2900元赚130万元”成了组织上下的目标。

 

有传销高层表示,在秦皇岛有数万人参与传销,分别以家庭为单位租住在各小区。为了躲避查处,该组织严格控制新人进入,新人进入后需要接受“组织”检查。

在记者卧底期间接触的各级别“领导”中,一些因传销而陷入困境的人自称幡然醒悟,向记者描述传销组织骗人内幕:谎言邀约新人,编织暴富梦洗脑,撰写全套话术操控资金盘。

被“隔离”的传销经理们

2016年底,吉林人张凤兰在海南的生意失败,经过朋友的介绍,她来到秦皇岛考察项目,想另谋生路。

根据张凤兰描述,在当时推荐人于光明的鼓动下,她了解到拉人头致富的赚钱模式,后来她发现进入的是传销组织。“一开始投了十几万元进去,想赚回来,就跟着做了。”张凤兰回忆,于光明和其他几个经理建立资金盘后,开始疯狂拉下线.。“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就拉了200多人。”

后来,有记者卧底进入“中绿”传销组织,于光明手中的一条线被执法部门端掉。“他开始低调一些,让没被抓的人分散居住。”张凤兰说,为了避免再次被打传办查处,于光明制定规则。“一套房里的居住人数不要超过五个,有人敲门不要开,必须电话通知后才开门。”

进入平台两年,张凤兰前后总计投入了60多万元。自己也曾拿到过钱,但是并没有超过投资的成本。后来,她发现她所带领的下线越来越多。“很多人赚不到钱,有闹离婚的、有妻离子散的、有失踪的、有想自杀的。”张凤兰意识到,“这个平台最大的危害是在伤害人的思维,创造更多的‘难民’去满足金字塔顶端的人。”

根据张凤兰回忆,今年6月,她约于光明在秦皇岛一家酒店见面,谈准备离开传销组织一事。因为投入巨额成本,张凤兰想让于光明退总投资成本的一半,30万元。

“一开始,他(于光明)是答应的。”张凤兰描述,“后来再联系于光明就没信儿了,电话也不接,人也找不到。”

张凤兰被“隔离”了。

辽宁人宋华芳也是“经理”之一。她在2016年底来到秦皇岛,加入传销组织。在将儿子结婚用的30多万元投入进去后,到目前为止,宋华芳一分钱也没收到。

她曾找到过于光明夫妇理论,“为什么平台没按照规则给我发工资。”宋华芳回忆当时的情景,“他(于光明)们夫妻二人一开始说给我查账,到最后直接失去联系。”

114页的“洗脑话术”

作为曾经的组织最高职级“经理”之一,张凤兰参与过洗脑话术的编写。“洗脑的资料是经理以下级别的人不能看到的东西,那里面记录了从邀约到骗人交钱的整个环节。”

张凤兰说,洗脑话术又叫做《分享经济运作流程》,分为上、下两册,洗脑话术由A4纸打印,全卷共114页,封面是圆梦园公园大门照片。

记者翻阅洗脑话术发现,上册主要包括“分享经济”“分享经济运作流程”“分享经济运作宏观概述讲稿”“制度讲稿”“考试题”等十四个章节。在这些章节里,均被冠以“国家政策”“暗中扶持”“打造7亿中产阶级”等词汇、语句作为骗人幌子。

在《分享经济运作流程》一章节中,记者发现传销组织对“见现实”的解读为:现实求证,成功人士现身说法,包括去茶楼、酒楼小规模交流以及酒会,与成功人士分享。“这一切都是被安排好的。”宋华芳说。

“中国商务商会”传销组织在邀约新人来的时候,需要设计谎言。在洗脑话术中,提出明确要求:根据邀约的方式不同,设计不同的揭谎稿,话要适度,以揭谎对方能接受,能使对方快速地稳定下来,语言不能急,要流畅巧妙。

而在下册中,传销组织设计好了“开课”“主持”“带人”“公司的四大杀手”“运作模式”等23个章节。

记者翻开“主持”章节内容发现,上面记录的问答式话语与在卧底期间经历的宴会上如出一辙。甚至连“经理”们讲话的内容也是照搬洗脑话术上的内容作为模板。

“说到底,这些传销组织的唯一目的就是想让新人交钱,自己赚钱,至于下线,连哄带骗。” 中国反传销协会会长李旭说。

难觅踪迹的传销高层

张凤兰和宋华芳表示,她们在对“平台”提出异议后,均被平台“拉黑”。

她们想去找于光明理论,想讨回自己投资的巨额资金。“但是一次次地被拒绝,到现在,人都找不到。”

记者在卧底期间发现,本该是全体新老成员参加的酒宴,张凤兰和宋华芳均未出席。“他让手下的人不要通知我们,让我们和他断开联系,有什么活动也不告诉我们。”宋华芳称,她和张凤兰一样,失去了平台的联系,也无法找到于光明,两人加起来的近100万元全打了水漂。

于光明和王建华有意阻止张凤兰和宋华芳参加活动以及各类会议。这在新京报记者卧底期间得以验证。10月25日下午4点,当刘文君提出想去参加在首旅京伦酒店召开的酒宴时,被王建民和王建华兄弟四人拒绝。王建民私下告知刘文君:“如果你要去的话,大家都去不了。”

“他们(王建华四兄弟)知道我和她们(张凤兰和宋华芳)有联系,所以提防着我。”刘文君说,于光明在躲着她们,“生怕她们惹出事端,导致窝点被端”。

没有人知道于光明和王建华的具体住所,只是每当有超过两个新人加入“平台”时,他们才出现在“洗脑”的会场上。

记者卧底期间,王建华曾表示于光明是大连城建局的干部,但记者核实,大连城建局根本没这个人。

“经理们所有的行动都是临时通知,没有规律。”宋华芳说,自从上次被中央电视台曝光后,于光明等人就换了住所,“现在住在哪里,根本不知道”。

“李欢事件”后,“每次进来一个新成员,王家那几个弟兄就会在趁人不注意的时候翻人家带来的行李,还会检查新人的手机。”刘文君说,这是为了预防记者和公安的卧底。

10月23日上午,新京报记者卧底进入上述传销组织。在外出购买洗漱用品的近一个小时后发现,记者放在王建民家里的包裹被挪动位置,包里的衣服存在被翻动的痕迹。

升级换代的传销方式

2006年,在经历过传销陷阱后,李旭成了一名反传销人士。他自费建立了中国民间反传销协会,并担任会长。

过去十多年里,李旭的协会每天都能接到上百个求助电话,咨询如何预防和应对传销,他也被媒体称为“民间反传销第一人”。

李旭介绍,随着国家的不断打击,近几年来,南派传销将这套“纯资本运作”传销变种为“民间互助理财体系”(燕郊传销组织的一种模式)后,又在秦皇岛变为“分享经济”。李旭在对李欢父母进行反洗脑工作时了解到,“中绿”传销组织又把43500元的入门费用,降低到一单2900元和满单(15单)43500元的模式,从而形成了投资成本更低的新型变种传销。

在这个传销系统里,不限制人身自由、严格控制扰民,绝对不发展本地人,参与者又能自由消费。李旭表示,这些不同以往的传销手段,都能让传销者不断地拉来新人,而不被发现,也正因为这样的一个管理模式,王建民和其他人将这个定义为“透明的分享经济项目”。

很多受害者被洗脑后,一步步地变成“加害者”。

李旭说,在传销里面的小头目,都是曾经的受害者。他们有双重身份,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在没有被洗脑之前,他算是一个受害者。当他被洗脑以后,他也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了一个加害者了。

“打击传销的法律门槛太高,处罚太轻,取证非常困难,传销组织屡打不绝”。李旭介绍,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对参与传销的人是以批评教育为主,顶多就是遣散。“遣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被洗脑了,执迷不悟,你打不散、赶不走。治标不治本。除非抓头目,摧网络,把头目抓了,自然底下就散了”。

(来源:剥洋葱people 文中涉传销人士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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